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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選登

    說的長與短

           2004年8月,《長篇小說選刊》創刊的時候,作家莫言應邀題詞:“長度、密度和難度,是長篇小說的標志,也是這偉大文體的尊嚴。”
     
           兩年后,莫言專門寫了一篇長文《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闡述這次題字的內容。關于“長度”,他這樣解釋:“所謂長度,自然是指小說的篇幅。沒有二十萬字以上的篇幅,長篇小說就缺少應有的威嚴。就像金錢豹子,雖然也勇猛,雖然也剽悍,但終因體形稍遜,難成山中之王。我當然知道許多篇幅不長的小說其力量和價值都勝過某些臃腫的長篇,我當然也知道許多篇幅不長的小說已經成為經典,但那種猶如長江大河般的波瀾壯闊之美,卻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備的。長篇就是要長,不長算什么長篇?要把長篇寫長,當然很不容易。我們慣常聽到的是把長篇寫短的呼吁,我卻在這里呼吁:長篇就是要往長里寫!當然,把長篇寫長,并不是事件和字數的累加,而是一種胸中的大氣象,一種藝術的大營造。”
     
           莫言認為,大溝壑、大山脈、大氣象是“長篇胸懷”的外在表現;大苦悶、大悲憫、大抱負,天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大感悟——這些都是“長篇胸懷”之內涵。如果缺乏足夠的長度,則不足以展現“長篇胸懷”。他還認為:“長篇越來越短,與流行有關,與印刷與包裝有關,與利益有關,與浮躁心態有關,也與那些盜版影碟有關。”
     
           其實長篇小說寫得短,也可能與小說技術有關,與出版人的理念有關。小長篇的流行既可能是作者的自覺選擇,也可能是出版者基于某一判斷推波助瀾的結果。本世紀初我參與策劃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一套“十月小長篇叢書”,就是基于此前我和作家馬原聊天所達成的共識:小說應該寫得好看;小說寫得太長,不一定增加藝術分量,而且容易沉悶、不好看。就當時我們感覺到的中國作家講故事能力而言,比較短的長篇小說,八九萬字至十五六萬字,是比較恰當的長度,年輕作家初寫長篇更是如此。長篇小說要求作家對所敘述故事整體上具有極強的控制能力,小長篇是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之間的恰當過度,緩沖余地比較大。 長篇巨制需要深厚的歷史、思想、文化積淀,作者須有豐富的人生閱歷,目前中國這樣的作家少有。文學出版只能因地制宜,不能拔苗助長。此外,現代人生活節奏在加快,小長篇比較適合現代讀者的閱讀習慣。馬原當時說他計劃寫一個小長篇,像《廊橋遺夢》一樣,讀者可以揣在兜里,坐著火車一口氣讀完。他的長篇新作《牛鬼蛇神》,問世于這次談話的十六年后,但篇幅長達三十五萬字,——馬原可能已經改變了初衷。
     
           汪曾祺先生寫過多篇足以傳世的優秀短篇小說,但他沒寫過長篇小說,這跟他對長篇小說的觀點有關。其子汪朗回憶說:“他(汪曾祺)認為,長篇小說就其體裁來說就不自然,就不符合生活的真實情況。生活是由一個個片段組成的,有的精彩有的平常,短篇小說所取的是其中的精彩片段,而長篇要構成體系,非要各種事實都串起來,難免良莠不齊。再有,長篇小說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快速發展的節奏……他們讀小說都是抓空,沒心思去聽作家的長篇宏論,沒時間讀那么多的抒情、對話、風景描寫、心理刻畫。他們又是成熟的人,不想聽人說教。這些都是長篇小說常有的東西,因此,長篇小說從形式上說已經落伍了。”
     
           汪先生對中外長篇小說評價都不高。80年代初,他對兒女們表示,中國讓他服氣的小說家只有三人:魯迅,沈從文,孫犁。這三位都是中短篇小說作家,沈從文的《長河》是短篇組合成的小長篇,魯迅先生雖有長篇小說寫作計劃,但未能實施。
     
           有證據表明,晚年汪曾祺曾經應出版社之約,設想寫一部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漢武帝》,并為此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但年高力衰終未遂愿。這似乎也說明,汪先生關于小說長短的觀點后來有所改變。
     
           沈從文先生也許并不甘心只做一個短篇小說作家。1942年5月,沈先生在西南聯大國文學會做了一個題為“短篇小說”的演講,提到他作為短篇小說(當時還沒有中篇小說這一概念)作家為這一文體感受到的委屈:“長篇小說從作品中鑄造人物,鋪敘故事又無限制,近二十年來社會的變,近五年來世界的變,影響到一人或一群人的事,無一不可以組織到故事中。一個長篇如安排得法,即可得到歷史的意義,歷史的價值,它且更容易從舊小說讀者中吸收那個多數讀者,它的成功偉大性是極顯明的。戲劇娛樂性多,容易成為大時代中都會的點綴物,能繁榮商業市面,也能繁榮政治市面,所以不僅好作品容易露面,即本身十分淺薄的作品,有時說不定在官定價值和市定價值兩方面,都被抬得高高的。就中唯有短篇小說,費力而不容易討好,將不免和目前我們這個學校中的“國文系”情形相同,在習慣上還存在,事實上卻好象對社會不大有什么用處,無出路是命定了的。”同時沈先生也承認,新文學二十余年“作者多,讀者多,影響大,成就好,實應當推短篇小說”。而究其原因,“小說發展得平平常常,規規矩矩,不如詩那么因自由而受反對,又不如戲那么因莊嚴而抱期望,可是在極短期間中卻已經得到讀者認可繼續下去。先從學生方面取得讀者,隨即從社會方面取得更多的讀者,因此奠定了新文學基礎,并奠定了新出版業的基礎。”這似乎提前四十年印證了汪曾祺先生的判斷:短篇小說因為篇幅原因,可以擁有更多的讀者。
     
           然而這些推理、這些論斷,先輩們的選擇,莫言先生早已做過深入思考,他說:“一味強調長篇之長,很容易招致現成的反駁,魯迅、沈從文、張愛玲、契訶夫、博爾赫斯,都是現成的例子。我當然不否認上列的作家都是優秀的或者是偉大的作家,但他們不是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馬斯•曼、喬伊斯、普魯斯特那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里沒有上述這些作家的皇皇巨作里那樣一種波瀾壯闊的浩瀚景象,這大概也是不爭的事實。”“也許會有人說,在當今這個時代,太長的小說誰人要看?其實,要看的人,再長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長,不是影響那些優秀讀者的根本原因。”
     
           莫言天才縱橫,不僅僅在于他有源源不斷的創造力,還在于他有千山獨行的勇氣和自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絕氣勢:“長篇小說不能為了適應某些讀者而縮短自己的長度、減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難度。我就是要這么長,就是要這么密,就是要這么難,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
     
           眾所周知,莫言成功了,現在他擁有了億萬個中外讀者。但藝術規律不是成王敗寇,不是非此即彼,相左的意見會同時存在合理性。后來者當深思明辨,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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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16-02-18 15:18:45  【打印此頁】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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