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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文學的敘事向度

    打工文學的敘事向度
    ——以王十月的寫作為例
     
    胡磊
     
           摘  要:王十月的寫作,帶有難以排遣的異鄉情緒與懷鄉情結,與底層寫作的批判立場有著不謀而合的精神征兆。他寫作上的敘事向度,始終糾結于城鄉兩地的經驗維度。王十月的創作思維總習慣于尋求他樣視角的嶄新轉移,甚至不惜代價地去顛覆自己,“打工”、“困獸”、“煙村”、“楚州”日漸成為他文學譜系中常見的精神符碼和象征意象,在提升他寫作中異質性價值的同時,也指呈了他的寫作具有自己的意義。
     
           關鍵詞:打工文學;底層寫作;敘事向度  
     
           新時期以來,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催生了以打工文化為標識的社會文化景觀,打工文學成為不可低估的文學現象。打工文學作為文學中的原生態在場寫作,它開啟了一種嶄新的話語資源,直接與生存現場建立一種互動的言說關系。打工文學的真正價值就在于這種當下性和現場感,在于這種獨特的人生體驗和精神姿態。打工文學作為一種底層敘述,它由代言的底層書寫變成了自我傾訴的底層表達,為處于社會邊緣的打工群體提供了精神慰籍的訴求通道,它本身就構成了底層寫作的一種特殊價值。“廣東作家所面對的生活經驗的鮮活性、復雜性和獨特性,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擬的,尤其是數以千萬計的人都選擇南下廣東,在這里工作、生活、扎根,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盛大景觀。在這里,最傳統的和最現代的,最高尚的和最污穢的,最先進的和最落后的,最新銳的和最保守的,混雜在一起,這就給廣東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寫作資源。” [1]去年以來,廣東外來工作家的一系列作品或頻頻露面于權威文學期刊,或摘金奪銀屢獲主流文學大獎,打工文學頭角崢嶸地處于一種瘋長的狀態。本文專論的對象主體王十月,就是這支創作隊伍中的一員,近年來他每年都有20多篇小說問世,寫了四部長篇,十幾個中篇,五十多個短篇,還有一些散文。部分作品先后發表在《人民文學》、《十月》、《大家》等文學刊物上。他以強烈的批判意識和超越的文學眼光,始終關懷弱勢群體,他的作品意義“當然不僅僅在于它所提供的獨特經驗,還在于它以這些獨特的經驗搭建起一個堅實的文學世界。” [2]他的作品,帶有難以排遣的異鄉與懷鄉文化意義上的命名痕跡;他寫作上的敘事向度,始終糾結于城鄉兩地的經驗維度,文本大致可分為四個系列:寫打工生活的“打工系列”、寫鄉村成長的“困獸系列”、寫鄉村記憶的短篇“煙村系列”和長篇“楚州系列”。
     
     
           近年來,當底層書寫重復挑戰人們的審美極限,當主流文學喜好顯露精英主義的頤指氣使時,王十月用真實的在場敘事傳達著他對底層人生的觀察與思考。他的中篇小說《國家訂單》,跳出了打工文學以前的局限,從單純敘寫生存之艱與內心之痛,開始轉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審視當今中國的社會發展,表現個人力量在遭遇時代危機時對自己命運把握的無能為力。應該說,《國家訂單》把王十月的創作推上了一個全新高度。它在《人民文學》以頭條發表后,全國幾大選刊都不約而同以頭條選載,為近年來罕見。“可以說,這是第一篇以全球化視野審視珠三角中小企業和工人群體生存狀態的小說,也是中國擁抱世界、世界擁抱中國的一個文學注腳。” [3]
     
           《國家訂單》寫了一個小老板的乖張遭遇: 小老板面臨著三角債的危機,香港人賴查理欠小老板的貨款,小老板欠供貨商的錢和工人工資。工廠山窮水盡,峰回路轉,賴查理突然出現,工廠起死回生。為了完成賴查理的訂單,小老板讓員工日夜加班,最終釀成工人張懷恩疲勞死去的慘劇,小老板無路可走,自尋短見。為了那個訂單,幾乎所有的人都付出了代價,張懷恩付出了生命,小老板面臨破產,李想放棄了友情,更多的人付出了超乎尋常的艱辛。王十月站在對打工者理解和同情的立場上,書寫打工者群體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正如他所言,“他們的人生,就是我生命的多種可能性,是我們這一代打工者的可能性,只是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我們終于走向了不同的小徑,然而遠方是相同的,我們殊途同歸。” [4]《國家訂單》的寫作新意表現在它對當下勞資矛盾的新變與把握上,它“改變了以往作品在勞資關系中妖魔化老板的傾向,甚至,還涉及到了勞資雇用關系之外所產生的惺惺相惜的情感層面。” [5]這種表達的獨特性成就了文本的特異性,而這種文本的特異性正是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所在。王十月在直面現實、再現尖銳矛盾的同時,試圖進行某種調和,將勞資糾紛消弭于無形,這是一種對以往打工敘事的顛覆,是一種善意的立場,也是一種美好的期待。它以全球性的視野,對中國打工者的背景因素貫穿著一種總體性的把握,讓我們看到了文本中隱性層次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讓我們意識到中國打工者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地位與處境。“作者有意識地將眼光放向全球的空間,開始來探索全球語境下打工者乃至國家的發展可能性。” [6]這或許是作品另外一個值得延伸思考的維度。當然,作品或許由于篇幅和理念的局限未作深入探究,但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期待的良好跡象。
     
           身份的沖突與焦慮依然是打工者面臨的精神困境。讀王十月的小說,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他筆下的人物形形色色,氣象萬千。他們既安分守己,又盲目折騰,阿Q身上的畸形形象和喜劇色彩在他們身上若隱若現,他們渴望擺脫弱勢,過上一種有尊嚴的生活。短篇小說《紋身》敘寫一個打工少年,因為膽小怕事,沒有安全感,于是在胳膊上紋了一條龍,結果被工廠辭退。少年本以為紋一條龍是強者的符號,可卻事與愿違地為自己招致許多麻煩。文本中呈現的這一事件細節,頗具象征意味,隱喻著底層人群在精神擠壓中的訴求欲望。同時,文本打動我們的不是故事的真實性,而是真實之中的荒誕,以及這種荒誕存在于我們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身上的普遍可能,小說由此凸顯出其典型的社會價值和美學意義,反映了人性的各種可能以及對人性的哲學思考。
     
           好的作品的誕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形式感的確立。神秘主義在中國當代作家文本中得到極盡能事地解構和結構。打工的生存空間創造了荒誕、魔幻、超現實以及妄想的故事成份,這為王十月的小說創作帶來了難得的契機和收獲。在《國家訂單》的熱捧效應之后,王十月選擇了神秘主義作為創作轉型的試驗首站,這便是有關中篇小說《白斑馬》的堅決探索。文本在一種濃重的神秘氛圍里,揭示了四個人物的死亡命運:李固是外來打工者中成功的代表,不幸被最信任的朋友出賣,他看累了世道人心,隱居在木頭鎮想做一個現代隱者;菜農馬貴一身市儈氣,李固的善良不能承受其卑劣,在殺人不成中被李固所殺;“你”的朋友桑成來到深圳奮斗多年卻仍然無法接受這欲望都市的邏輯規則,預告他在面對城市時的無能;洗腳妹英子瘋狂地想把自己珍藏的第一次獻給桑成,卻沒有實現這個卑微的夢想,她被刻意強調的丑陋或許可以理解為某種先天不足,但她卻依靠自己的努力贏得尊重,可以說,她的執拗和尊嚴打開了某種實現價值的可能性,因而當她終于被桑成于無意識中扼死,“我們就備感悵然:不管如何努力,深切的無力和沮喪終究是打工者不能擺脫的命運嗎?”[7]當然還有“你”,倉皇逃離深圳,來到木頭鎮,“你”希望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所在找到自己在寫作當中的真正立場,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的真實身份。總之晃動于小說中的人物,都是一群為進入城市而左奔右突的焦慮面孔,他們在決擇中走向分化,面目各異。神秘的是,這幾個人死前都見過“白斑馬”,于是“白斑馬”被認為是死亡的預兆,于是所有關于“白斑馬”的神秘性,自然籠罩整個小鎮和全部敘事氛圍。在這里,我們似乎看到了賈平凹《懷念狼》中的那只狼,姜戎《狼圖騰》中的那只狼(“白斑馬”也充其量是個幌子和道具而已),文本的精神空間隨之無限擴張。但在李固、桑成、英子和“我”的眼中,白斑馬又是所有美好愿景的化身,是善良的的隱喻,它使外來工對于城市的渴求蒙上了一層形而上的光芒。王十月曾表達過這樣的焦慮:他并不希望自己被貼上“打工作家”的標簽,他努力讓“打工文學”更富有純文學的價值,不再簡單敘述打工者的故事,而是要提煉和表現出打工者深層的歷史,他們內在的、抽象的痛苦和屈辱,社會和時代對他們的擠壓和不容。通讀王十月的作品,我發現他的創作思維基本呈現一種習慣,即每一次沿著某個思路寫了一組作品之后,他總要尋求寫作視角的新的轉移。王十月在同我談起他的創作體會時,說他是個晚熟的人,做什么事開竅都晚,寫作也是這樣。寫了這么多年,基本上還處于一種練筆狀態。寫多種題材多種風格,也出于練筆的需要。而正是這種“練筆的需要”,激活了他的小說不斷具有獨特的開創意義和實踐意義,他沉潛于底層寫作,他在不斷地在顛覆和刷新自己。
     
           王十月筆下的文字無情地剖開都市社會的灰色地帶,記錄掙扎于底層的人們與生活艱難對抗的特殊過程,由此我們更清楚地發現來自底層苦難的生活情狀和尖銳體驗。他的散文《尋親記》是我近年讀到的最好散文之一。1996年,王十月在深圳松崗某廠打工,二姐在東莞長安,雖近在咫尺卻要等四五年才有可能相見。文本在對人倫親情的扼殺中陳述著一種莫可名狀的復雜情緒,它造成情感上的震驚和殘酷。在親情面前,他往往不能自拔,他以難得的寫作清醒克制可能失控的情感中追問:是什么剝奪了我的打工兄弟姐妹們人倫的基本需求?王十月更為關注的就是這種人文的精神性。在這個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也許并不在于我們對生活是否有所發現,而是我們用什么樣的語言表達這種發現。
     
           “但這個城市,永遠有著大量的邊緣人群,那么多的城中村,住著那么多的打工者,還沒有站穩腳跟,過著動蕩、不安而又充滿干勁的生活,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暴露出的希望和絕望,快樂和悲傷。你可以說他們是邊緣人,是弱勢群體,但他們也是轉型期的中國前進的主要力量。通過他們,可以發掘出許多新的文學經驗。” [8]王十月的散文《總有微光照亮》(《文學界》第3期)零距離地講述著“我”的打工經歷和一個個亦悲亦喜的故事,它們無形中交織成城市漂泊者特有的精神鏡像,同時也折映出社會轉型期底層民眾的命運軌跡和心路歷程。與當下某些散文創作的“新銳敘事”相比,王十月自覺將姿態放低,讓目光下移,視覺更為切實,把社會底層人群真實的生存狀態帶到讀者面前。對他來說,記憶和清醒是一種心情的兩面,感恩是必要的,他唯一能作的報答,是盡力去揭開那顛沛流離生活下悲涼的面紗,指出我們人性中閃爍的微光,讓我們在當下日益輕薄的精神風氣中,別樣地感受到沉重生活中的脈脈溫情。
     
     
           中國社會具有鮮明的鄉土性。“最動人的文學書寫,應該和作家的童年記憶有關。童年記憶往往是一個作家寫作的原始起點。在中國,多數作家的童年都生活在鄉村,這本來是一段絢麗的記憶,可以為作家提供無窮的素材,也可以為作家敞開觀察中國的獨特視角——畢竟,真正的中國,總是更接近鄉村的,但是,現在的許多青年作家,幾乎都背叛了自己的童年記憶、鄉村經驗,沒有幾個人再愿意誠實地面對自己所真正經驗過的鄉村中國。” [9]打工作家群體成員大多有鄉村或者鄉鎮的背景,他們在進入城市之后心靈深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而不同個體的記憶體驗表現不同向度的家園感。中篇小說《少年行》是獨特的童年記憶與成長表達,里面的幾個青年,尤其是他們的頭目西狗給人印象十分深刻,反應了回歸人性觀照下農村少年的“困獸”心理,是對過去歲月的回望和祭奠。文本中有王十月少年時生活的影子。有評論家認為,這是一種“雙重邊緣的農村青年成長敘事”,是一種有別于余華、蘇童的另類成長敘事。我認為小說其實就是一群鄉村理想主義者的成長故事,打工給王十月這些城市謀生者人生命運的改良帶來無限的可能性。幾乎每一個打工者,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把理想和未來寄托在城市,盡管在他們艱難地進入城市后,發現欲望的身體在城市掙扎,他們在委屈自己和忍受城市中,精神的靈魂時常漂回到故鄉的土地上徘徊。作為一個有抱負的作家,無論如何都應該表達出他最人性的理想。當然,王十月的這種蛻變與發展表現得更為積極,更為徹底,也更為出色。王十月以他信仰的理想主義與別的打工作家的悲情主義構成了顯著的區別。這樣在當代打工作家中,王十月也就具有了自己的意義。
     
           打工文學作家一旦卷入城市化進程以后,情感跳躍在城鄉兩地,精神結構深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沖突,寫作的欲望歷久彌堅。他們擅于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具象性事件和細節,展現出生活方式的嬗變和“美麗的混亂”(楊宏海語)的迷人風景。王十月有兩個文學世界,一個是“三十一區”,一個是“煙村”。兩個世界的交織互補,構成了王十月小說創作的多維敘事和異質性新鮮元素。在“煙村故事”里,王十月以散文化的筆調,藉《蜜蜂》、《透明的魚》、《濕地》、《梅雨》、《落英》等鄉土中的典型意象,抒發過往情懷,顯現了他的文學悟性和描摹人間溫情的渴望,“鄉土似乎在漸行漸遠。但這是我的根,鄉土已經存在于我的血脈之中。在我的鄉村記憶中,鄉土是純美的。也許那時我年紀尚小,看到的都是美好。當我對人生有了一點點洞察力,開始感受到鄉土的破碎與在這破碎中堅守的苦難時,我又離開了鄉土。于是,對鄉土的回憶,成了治療我打工生涯中孤獨時的一劑方藥。” [10]王十月游離于農村和城市之間,他的寫作始終饒不開城鄉兩地的生活視野。一個人從農業文明的鄉村漸漸融入工業文明的城市,這個過程本身就具有極強的文學意味。他在寫作中不斷地擴充自己的文學世界,他把兩個文學世界逐漸匯合到一起,成為一個深厚豐瞻的文學世界。在這里,“煙村”兩個字已構成他文本中的一套情感結構,“煙村”已成為他文學譜系中的精神符碼,成為他小說創作的某種貢獻性象征。從某種意義上講,“煙村”的復活與重構,無疑使長年遠離故土的王十月獲得一種親情的擁抱與釋放,心情的演繹與解放。鄉土撫慰了一代人的心靈,然而我們意念中依靠的鄉村價值日漸受到動搖,它與我們記憶中的鄉土有著太多的隔膜。他似乎在以懷疑者的身份敘寫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傳承與嬗變,無論是從今天的城市看昔日的農村,還是從過去的農村看今天的城市,都存在著反差,他筆下的文字都是欲求精神彌補而作的藝術的返照。我們發現,他的“煙村故事”深有意味,面對農村社會和人物命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艱難變化,美好古樸的人性遭到巨大的沖擊,仍有許多美好的東西始終不變,并因大浪淘沙而更加彰顯其光澤。
     
           鄉土敘事是現代中國敘事的原點與歸宿。比較起他的“打工系列”,我更喜歡他的“煙村故事系列”。我始終覺得,短篇小說的最高境界,是成功營造一種敘事中的抒情方式。王十月的“煙村系列”,無論是畫面,是境界,是情緒,還是語言,每篇都有各自的抒情。敘事中的抒情,成為他筆下揮之不去的新的美學元素。煙村或許就是王十月的家鄉。煙村的景色,就是他家鄉的景色,他作品里的人物就是他的親人、鄰居、鄉親,或許還有他自己。他寫煙村的綠色,寫煙村的蜜蜂,寫煙村的魚,寫煙村的水鳥和白鶴,寫煙村的養蜂人、打魚人、農民、民辦教師和工匠。他的寫景,是為寫道理,寫心情,寫世道人心。煙村的記憶是五味雜陳的,《蜜蜂》只用幾千字就概括了一家人的一生,文中的“周圍找”一家人的命運令人唏噓;《透明的魚》直接抒寫“想起早逝的母親”的大悲與傷感;《落英》中的美麗女教師落英始終未能得到所追求的幸福,叫人陡生感慨;《秋風辭》中的馬夫和瞎嬸娘之間朦朧卻真摯美好的愛情,流露出質樸善良的人性。文本以細膩平實的語言,集中表現了鄉村價值觀念和人倫關系在傳統格局中的深刻變化,平靜的敘述中傾注了對社會轉型期農村現狀的深刻思考。此外,文本還透過秋風的描摹,孩童的野趣,兒歌的地域色彩,馬夫的故事,借宿人家的淳樸熱情以及大雁飛翔的穿插等田園風光意味,讓我們因此而熟悉了他立體的煙村。煙村,它復活并成全了我們對鄉村的所有記憶和想象。
     
                            三
     
           小說是創造一個世界而不是復制一個世界。我們閱讀沈從文的《邊城》,那么多人對它充滿著幻想,因為沈從文用他的文字創造了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小說到了這個境界才是對審美有拓展,對文學有貢獻。王十月的小說創作具有這方面的努力傾向,他力圖在建構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字王國,他給它命名為“楚州”。它由農村/小鎮/城市三個單元構成,是王十月這么多年來潛心經營的一個文學符碼。他的長篇《31區》寫的是楚州一個城鄉結合部小鎮,《活物》寫的是楚州的農村,而創作中的第三部《理性時代》寫的則是都市和未來。除此以外,我們在《云端上的日子》也看到了楚州這個地名。我們將在他的長篇《時間外史》(分上、下卷,上卷《活物》,下卷《理性時代》)中強化對“楚州”印象的理解。王十月說,“楚州是我的精神故鄉,它是無限有,但也是有根的。它的根是我的故鄉荊山楚水間的那片土地,那里巫風盛行,從小在巫鬼文化中長大的我,對那里的一些風俗和傳說很感興趣。我想建構一個屬于自己文字的王國,那個地方叫楚州。我想從農村、小鎮到城市,建構起一個立體的楚州。” [11]
     
           我對王十月創作的基本判斷是,他總體上屬于主體精神表現型作家,在藝術上追求作品意象的建構。然而,要把精神的東西說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種挑戰和冒險。在我的閱讀中,王十月幾部長篇中最見功力的是《活物》,小說具有超前的開創性。小說的標題便隱含了作者對小說中人事的價值判斷和情感取向。文本是對特殊時代的一種寓言式寫作,你可以從一些人物的語言中體會到那個特殊時代的影子。文中的黑衣男子存在于白夜的意識中,他是惡的象征;而肌膚之親,是白夜的一個成長過程;文字的背后,其實也可看出一個少年的成長歷程,當然也暗指其它可能性存在。小說中深具符號意味的白家溝及其原生態背景,是小說中的一個頗可玩味的意象,也是破譯小說文本的一個密碼。在閱讀中,不同年齡、不同體驗的人,讀到不同的東西,這才是小說應有的魅力。小說的另一重要意象是前面引用的那一段莊周夢蝶的引言,這也是作家的立意關鍵。《活物》中神神鬼鬼的人物比較多,小說中的人物一個個像在夢游,于是有人指稱王十月是在特意營造一種神秘氣氛,認為現代人的心理需要一種后現代的暗示。而我認為王十月他向我們指呈了一個不可繞開的文學視角,他在暗示中力圖幫助人們去陳述一種理想,或者說在捍衛一種新的價值觀。故鄉是一種鏡像,是和現實對比的他者,這個鏡像是情感的,不是實在的,里面有一種想象和虛構,它是一種精神的臍帶。回到“楚州”,回到鄉村,它原本只是一個空間的地理概念,但它是帶著溫暖記憶的情感的負載物,它有太多的包含,它是情緒的,自然的,血性的,記憶的。
     
           王十月的作品自我建構能力非常強,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打工文學,既有較強的文學性,也不乏先鋒性。打工文學與我們所強調的底層寫作的批判立場有著不謀而合的精神征兆,然而如果真正地深入到這些作家的文本之中,我們依然會發現,這些打工作品還只是停留在現實問題的表層狀態上,其批判的有效性和尖銳性仍然有限。畢竟,“打工文學還剛剛開始,它的狀態僅僅是獲得了某種發聲的權利,但遠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也還缺乏強有力的作品來支撐這個寫作群體走向一個新的高度。它的未來肯定是可以期許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代,以文學的方式,來描述、記錄、見證一個時代里邊緣人群的生活,是有價值的事情,它不僅為我們研究這個人群,提供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生活樣板,更為文學介入新的現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謝有順語)但讓我看到希望的是,中國出現了王十月、鄭小瓊、塞壬、穆肅、柳冬嫵等一大批主要打工作家,他們正以自己扎實的創作實績,宣告打工文學正在向相對高度的文學紀錄沖刺。
     
           注釋:
           [1]謝有順語,見鐘剛:《廣東文學已經“安樂死”?》,南方都市報 2008年5月22日。
           [2]賀紹俊:《意義、價值和蛻變——關于打工文學以及王十月的寫作》,《揚子江評論》2007年第6期。
           [3]呂雷:王十月長篇小說《大哥》序言,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7月版
           [4]王十月:《國家訂單》創作談幾點隨想,王十月的天涯: http://my2008.tianya.cn/876998。
           [5]付艷霞:《誰是勞資矛盾制造者》,《文藝報》2008年6月2日。
           [6]張光明:《同是打工苦命人,脈脈心隨情相依——簡評王十月中篇〈國家訂單〉》,北大評刊2008年第2期。
           [7]叢治辰:《對<白斑馬>的解讀》,《中國學術論壇》2008年第5期。
           [8]謝有順《市民社會的話語表情——答〈羊城晚報〉記者吳小攀問》,《廣州文藝》2003年第9期。
           [9]謝有順:《從俗世中來,到靈魂里去》,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頁。
           [10][11]吳三省與王十月對話,王十月的天涯: http://my2008.tianya.cn/876998。
     
    (發表于《當代文壇》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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