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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選登

    新世紀典型人物塑造的復歸與重構

    ——評邱觀潮、龔益三革命歷史兒童小說《小紅軍與大教官》


    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中,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總有一種“史詩性”的特質,即作家有著再現社會變遷全貌、把握時代精神的自覺意識,這使得革命歷史小說有一種揭示“歷史本質”的能力。邱觀潮與龔益三創作的《小紅軍與大教官》并沒有強烈的呈現歷史巨變全貌的欲求,從時空跨度上講,小說講述的年代——從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到紅軍長征之前的這段歷史,只是自晚清開始的曲折的革命建國歷程中一個“變動不居”的瞬間,該在什么樣的價值基座上安放和表達這個變動不居的歷史時刻呢?


    在知識、信息高度商品化的當下,小紅軍丁崗崽依然能在小說中占據主體的位置,不斷地發現、戳破和抵抗已經變成紅軍無線電培訓班的大教官——田信身上的官僚做派,這種自足而透明的主體意識是與一個完整的生活世界的真實存在相匹配的。與社會主義成長小說不同,小紅軍丁崗崽的性格自帶一種天然通透的自足性,戰場上他是天生的戰士,外表廋弱卻無畏強敵,玩得了槍戰也經得住智斗,不僅抓得住大俘虜還能當面揭穿其藏匿身份的詭計;離開戰場,進入日常生活,他也有一種自覺的政治意識,保持著對于階級敵人的高度警覺。在與大教官對峙的日子里,丁崗崽反復提及自己棉衣下的子彈窟窿,那是槍戰中田信的子彈留下來的印記,差點傷到了他的大腿。田信在反圍剿戰役中射向丁崗崽的子這顆子彈成為他分辨敵友的關鍵,田信在丁崗崽的意識中首先是階級敵人。當康參謀傳達出毛委員的指示要建立無線電臺,升任田信為大教官時,丁崗崽表現出來的不自在、排斥甚至質疑都是根植于這種基于身體的認知和反抗。隨著情節的推進,小說借助社會主義經典中常用的家族仇恨,更為深刻地揭示出丁崗崽的這種強烈的敵我意識來自于階級壓迫——丁崗崽的父親為了給受辱的妻子復仇,殺了本村地主被迫帶著年幼的丁崗崽流亡他鄉,后被紅軍接納,在一次傳送重要情報的途中,丁崗崽的父親為了掩護戰友安全送信而犧牲在了國民黨的槍口下。


    戰場上的子彈和父親的犧牲,這種基于身體的敵我意識在小說中并沒有轉變成階級仇恨的政治編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魚水情”、“交心會”為小紅軍丁崗崽提供了一種表達抗爭的形式,除了“克扣”朱總司令送給田信的香煙轉送給為革命日夜操勞的毛總政委,宣泄情緒外,丁崗崽更多的時候是在學習中反抗田信對知識的專斷,在生活中引導田信感受老百姓的人情日用之常,在軍隊中熟悉紅軍的紀律以及平等的官兵關系。借助紅軍內部的建制和由其重構的生活秩序、倫理人情,作為普通士兵的丁崗崽獲得了與康參謀、大教官一樣平等地參與紅軍重要事務的權利,強烈的敵我意識在紅軍內部的建制和日常生活中,轉變成為改造知識分子思想和生活習慣的政治教育。在大教官融入紅軍和根據地生活世界的過程中,小紅軍丁崗崽以井岡山老戰士之名成為了大教官的精神導師,在他的身后隱然可見一個以由朱德、毛澤東為核心的、具有堅定的人民信仰,能夠深入到中國社會基層、發揮組織和動員能力的政黨和一個經過紅軍(政黨政治)改造形成的完整的生活世界。


    大教官田信也與社會主義經典中知識分子卑瑣、不潔、可疑而脆弱的形象不同,即便成了小紅軍的俘虜,田信也不是坐等被小紅軍改造的對象,他是作為現代知識/技術主體走進紅軍和根據地的,他的到來一方面指認了紅軍對地方進行經濟、政治和文化改造后,形成了新的共同體,圍繞在外來者田信的生活和工作中。田信忙碌工作——幫助紅軍培養精通無線電臺技術人才,就有許大媽來幫忙洗衣卻秋毫無犯,而且故意用低于市價的價格把雞蛋賣給田信,田信曾是國民黨業務骨干、技術精英,根據地物資匱乏,生活條件艱苦,就有朱德總司令派人送高級香煙給田信,這種自上和自下而來的關懷,從情感上召喚和溫暖田信對紅軍身份的認同,“軍民魚水情”和官兵平等的政治理念已經轉化為具體可感的生活秩序,人情風物和倫理關系,表達出休戚與共的整體性。另一方面,田信的闖入也標界出這個新的共同體所面臨的外在威脅與潛在的危機——紅軍在與國民黨的生死斗爭中,缺乏與其對等抗衡的無線電臺,而存在著無法鞏固和擴大勝利果實的可能。小說把小紅軍丁崗崽的身份設定為傳令兵,讓丁崗崽親自出現在傳遞重要命令的現場,和羅班長一起出生入死,親身目睹自己的戰友是如何以生命為代價,傳送重要命令的悲壯,而丁崗崽的父親也是因為紅軍沒有無線電臺,犧牲在傳送重要情報的路途中。外來者大教官的到來,彰顯出根據地自足的的生活世界和階級共同體的局限和不穩定——要戰勝外部兇狠而強大的敵人,丁崗崽們必須要掌握身體以外知識、技術。群眾、士兵只有和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變成一個“階級”,才能將地方性的武裝斗爭與文化改造轉變為具有普遍性的建國大業;也才能把基于身體的認知和反抗轉變為自我命名的能力。


    可見,小紅軍與大教官的相遇,既是兩個對等的自我意識的之間的斗爭,也是兩個階層之間的結合,“階級”和革命在《小紅軍與大教官》中,不僅僅是你死我活的暴力沖突、腹黑權謀和意識形態的迷狂,而是由活生生的信仰、犧牲以及真實可感的社會文化改造鋪就的、大寫的階級的歷史,是革命和階級為基層群眾和知識分子創造了結合成共同體的形式和契機,而在革命的生死考驗和斗爭中,無數的丁崗崽們和田信們不再是被歷史放逐遮蔽的無名之輩,他們化身為休戚與共的階級英雄,共同擔當起挽救民族危亡和革命建國的重任,成為中國革命和現代化歷史的主體。


    每一部小說都有其理想的讀者,每一代人也都有屬于自己的文學經典。《小紅軍與大教官》的寫作難題在于如何在一個高度“去政治化”的年代,面對成長在市場機制中的“兒童”,講述一個由“階級”扛起的“大時代”的故事?或者如今的少年兒童該如何想象和認識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呢?當消費主義充斥大眾媒介、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時,現在的少年兒童又該從何種文化資源中找到對抗平庸的形式和可能呢?


    《小紅軍與大教官》堅持塑造典型人物的寫法,不僅把“階級”作為重新理解和想象中國革命歷史的起點,更重要的是作者發現了另一種書寫“階級歷史”的可能,“階級”在他的筆下不是血腥的暴力沖突,你死我活的權力斗爭,而是生活中的小人物克服自身的局限成長為歷史的擔當者的過程。這種把階級英雄的成長放回到生活世界中,凸顯革命如何建設和培養出與其政治信仰相匹配的人的過程,更為深刻地再現出隱含在中國革命歷史當中信仰、犧牲和建設的真實,這對于當下的我們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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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紅軍與大教官》作者

    邱觀潮,贛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退休教授,中國寫作學會會員,中國兒童戲劇研究會會員,致力于兒童文學創作60余載,77歲高齡仍筆耕不輟,從三萬字的話劇到十三萬字的小說。2017年,他與82歲的龔益三創作的大型兒童話劇《小紅軍與大俘虜》榮獲文化部授予的劇本創作獎和優秀表演獎,兩人合著的《小紅軍與大教官》(廣東新世紀出版社出版)圖書入選廣東省第十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圖書獎。現居東莞。


    龔益三,原江西省贛縣文化館副館長,省級作協會員,曾表發多篇小說,幫助老紅軍袁以輝整理長篇回憶錄《紅色電臺遠征記》,獲得廣泛好評,被部隊列為傳統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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